皇帝的象征意义城市的领主,经济的依靠 [复制链接]

即便德意志城市的措施来回变换，但是从这些城市经常采取的政策中不难看出，城市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偏向于与皇帝进行妥协。当然，人们可以理解为这是皇帝对城市的强势胁迫：皇帝所代表的天主教阵营对城市和新教等级来说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如果皇帝对城市进行报复则会让城市面临绝顶之灾。但是，如果除去皇帝给予城市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之外，城市与皇帝的妥协也有很多来自于城市自身的考量，这不光是对战争当下的思考，还有不少是对历史的顾虑和对未来的憧憬。

一、皇帝是帝国城市的领主

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说，城市与皇帝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一直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而城市在多数情形下是皇帝政治斗争的棋子。

直到哈布斯堡家族上台之前的大多数时间里，皇帝很少注重德意志城市的利益和未来的发展。历史上德意志城市与皇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德意志城市兴起的历史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皇权扩张的历史。中世纪晚期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大约有个城市，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建立的。帝国城市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更为特殊：帝国早期那些皇帝的巡幸，加之这些皇帝不断给予城市的特权地位，很多帝国城市从诞生之初就与皇帝密不可分。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神圣罗马帝国没有法定首都，因此早期的皇帝经常莅临不同的帝国城市办公，即便是皇权崩溃后，帝国城市也是皇帝税收最为重要的来源和拉拢的对象。遗憾的是，在中世纪晚期西欧各国君主普遍联合城市限制贵族权利时，“大空位”后的皇帝们却把目光放到了扩充家族势力上，这使帝国错过了最佳的复兴时期。

皇帝作为帝国城市的领主，此时经常在城市利益和诸侯利益之间举棋不定，在处于不同的情况下时常做出不同的抉择，就如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和文策尔皇帝经常压迫城市以讨好贵族；而同王朝的西吉斯蒙德皇帝就给予了城市很多优惠政策，如那些原本毫无地位可言的“自由城市”此时获得了与“帝国城市”类似的地位，并成功进入了帝国议会。

哈布斯堡家族获得帝位以后，联系城市成为了早期哈布斯堡皇帝巩固皇权措施中的重中之重。从城市的角度来说，哈布斯堡时期已经不是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15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德意志城市的发展却愈发不太乐观，与诸侯更有效率的政经体系与军事革新相比，城市内部的机制却愈趋停滞，等级矛盾尖锐，同时城市同盟由于其内部分裂愈加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著名的施瓦本同盟早已解体，而汉萨同盟已经严重衰落，而瑞士联邦早已在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帝国。

此时，哈布斯堡皇帝与日益衰落的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走到了一起，他们寄希望通过建立一个集权国家来保护现有利益，而统一德国的奥地利道路也由此出现：以哈布斯堡家族在南德和其他领地的实力为基础，靠施瓦本城市群力量的帮助，在皇帝的领导下逐步使得诸侯臣服，成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种同盟状态的成立使得皇帝在多次对抗大诸侯的行动中受益匪浅，只需要一个合适的机遇就能进行统一战争。但是，突如其来的宗教改革还在接踵而至的宗教战争却彻底撕碎了皇帝与城市联合复兴的宏伟蓝图。

二、皇帝是城市发展的依靠

从中世纪晚期以来，众多的德意志城市就开始渴望从精神和世俗双层面摆脱天主教严苛教条的束缚，而路德和加尔文提出的学说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因而大多数城市率先成为了新教传播的大本营和思想交锋前沿阵地。查理五世皇帝虽然认识到天主教教会的弊端已经阻碍了教会未来的发展，但他只想改革而不是废除教会，并且他作为天主教宗教领袖，知晓宗教异端的威胁远大于异教徒的威胁：新教教义中，教会组织不再合法的理论使皇帝本身的帝位就不再合法。因此，皇帝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不得不明确反对宗教改革，众多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城市自然不能幸免。

施马尔卡尔登战争的失败无异于给南德城市戴上了更为沉重的枷锁，奥地利道路也全盘落空。此后，即便数个皇帝想在两大阵营中保持平衡，但是信奉天主教的他们难以给予那些信奉新教的城市想要的利益，对于天主教阵营压榨城市的行为也只能选择漠视，城市便成为了政治交锋中的牺牲品。就像在丹麦干涉阶段，马格德堡虽然受到天主教阵营的多次嘉奖，但是日后仍成为《法令》的被执行对象，为此帝国军队还采用了暴力手段。不难看出，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帝国皇帝从城市可靠的盟友转而变为城市最大的敌人，而不少城市对他们的最高领主又无可奈何。

对于绝大多数德意志城市而言，即便很多皇帝并没有发挥一个帝国领袖该有的保护作用，城市仍然是皇帝极为忠诚的臣属，他们并不像其他诸侯那样为了私利反对皇帝。

帝国自由城市从根源处便深深依靠着皇帝，这使他们区别于其他诸侯。从经济发展来看，众多德意志城市、特别是那些帝国城市，在“大空位”后的确获得了大量资源，但是发展高峰期过后他们却发现没有一个强权的领主为其提供保护，仅仅依靠松散的城市同盟又难以保证其利益，诸侯林立的局面与皇帝政策的摇摆不定是经贸往来和城市发展的巨大障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紧紧依靠皇帝的庇护，寄希望于皇帝能够发挥一个领主对下属应有的义务。帝国城市作为直属于皇帝的附庸自然如此，然而自由城市也与皇帝有莫大关系——就像在“宗教和平”时期科隆被整治，虽然城市和皇帝对彼此都无任何义务，但是皇帝颁布的法令依然能主导城市的方方面面。

对其他自治城市而言，与皇帝的关系更是城市外交方面的重中之重。作为争取自由的代表，“自由城市”就是在与领主或主教漫长的斗争中获得了城市的高度自治权，而不隶属于任何诸侯的状态又让他们实际“独立”于帝国中。当然，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像这些“自由城市”一样幸运。不论是中世纪晚期还是近代早期，那些对自己领主不屑一顾却无法成为“自由城市”的德意志自治城市更是对皇帝表达了无穷的善意和热烈的期盼。在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期间，众多汉萨城市曾在会议上努力争取与“自由城市”一样的权利，也就是想让其他诸侯认可他们是“自由城市”中的一份子，但是请求被拒。

就像马格德堡，即便拥有与帝国自由城市别无二致的地位和特权，有时还被算入帝国自由城市之列，但是由于部分权益仍被马格德堡大主教掌握，因此马格德堡的地位一直受到争议，即便这位大主教并不能对城市产生任何影响。不伦瑞克有着相似的遭遇，作为不伦瑞克公爵下属的一座城市，这位公爵的实力远超一般诸侯，但不伦瑞克却一直寻求摆脱公爵的控制：城市拒绝交税和出席邦国议会、处理城市事务时不上报公爵、在一些法律事件上经常僭越、并努力试图与皇帝建立直接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为既是向公爵示威也是宣示自己不亚于其他帝国自由市，因此这座城市经常与领主发生严重冲突，自治地位也一直起伏不定。

由此来看，三十年战争中的很多自治城市与皇帝妥协的原因，就如马格德堡在丹麦干涉时期的举措一样，一方面是迫于皇帝的强大实力，一方面也是为了自身利益，在自己领主违逆皇帝的情况下趁机向皇帝效忠，以期待获得丰厚的奖赏。

三、对皇帝徽章的继承

另外，不论是帝国自由城市、自治城市，还是邦国城市，他们都乐意效仿皇帝的符号。城市与皇帝的关系从纹章上可见一斑。皇帝与帝国的纹章是“帝国之鹰”。在皇权鼎盛时期，大多数诸侯的纹章是“帝国之鹰”，不过经历过13世纪的动荡之后，众多诸侯抛弃了“帝国之鹰”，并选择熊或狮等这些与鹰对立的动物作为纹章。虽然众多帝国城市在帝国中后期早已在内政上脱离了皇帝的管控，与皇帝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么紧密，但仍有很多城市在纹章上并没有取消“帝国之鹰”。

成书于年的《西布马赫纹章册》中，记载了54个帝国自由市的城市纹章，其中有28个采用了“帝国之鹰”，并且大多数纹章一直使用至今。其余城市虽然没有采用“帝国之鹰”，但也会在一些官方场合展现“帝国之鹰”与城市纹章的结合，如在钱币铸造上：绝大多数城市的钱币上，除了皇帝头衔外，基本都会展示“帝国之鹰”，甚至“帝国之鹰”图案是近代早期那些城市钱币的识别标志之一。

不光是德意志境内的城市，甚至那些早已独立出帝国的城市仍把“帝国之鹰”保留着：大多数尼德兰和瑞士城市仍使用“帝国之鹰”作为钱币主图案，有时也展示帝国金球。一方面，使用“帝国之鹰”说明了城市对皇帝的忠诚和对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期盼；另一方面，“帝国之鹰”对于城市来说也是自治权与自由的象征。不论是施马尔卡尔登同盟里的城市还是新教同盟里的城市，即便他们明确的敌人就是以皇帝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但是除了武装自保以外，这些城市并没有改变对皇帝应尽的义务，即便宗教改革使得城市和皇帝分属了不同宗教派别，但是城市仍然明白是谁赋予了他们特权地位。

总结

城市是否真心归附于压迫他们的皇帝？肯定为否。整体来看，这些城市所忠诚的只不过是自身利益，就像帝国自由市，对他们而言城市的各项特权和自治地位才是城市与众不同的根本，而这些权利无一不来自于皇帝——没有皇帝与帝国，这些权利将失去法律支撑，城市还会面临被临近诸侯吞并的危险。只有帝国与皇帝的权威还实质性存在，他们才能合法的存在。那些自治城市也正是在皇帝存在的情况下，在帝国法律的保障下，他们才能减轻自己领主的压迫。因此，不论皇帝是什么样的，即便皇帝缺乏魅力，但是皇帝的存在就是这些城市生存的依据，只有与皇帝交好才能切实保证自身利益。